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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洋民族社会中种种卑劣不法残酷衰微之象，皆以此四者为之因。

当然，这并不影响它在德国法的地位，因为在比例原则背后真正起作用的也许并非其表面上的形式，而是隐藏其后的对公权力裁量行为进行规制的法治主义及控权观念。撇开前文所述的比例原则缺陷不论，这种方案还犯了与当年引入合理性原则一样的错误即忽视中国实际，而且也许比当初更为严重：不仅忽视了中国深层次的制度背景，而且还忽视了目前已确定合理性原则作为行政法基本原则这一事实，我们不应在同一问题上再次犯同样的错误。

3.结果导向性：行政行为与司法行为的不同倾向行政机关倾向不分情况做出一概性行政行为，并将其推动为立法，乃是在于行政活动的过程性：发展过程中的行政事务复杂多变，法律后果或未出现，或已出现但难以把握，或结果未达到可明确预见的地步。在我国行政诉讼制度环境没有根本改观的情况下，法院缺乏独立和权威，司法审查又立足未稳，不合理性原则在某些时候可能是一种较为稳妥的选择。行政主体并非万能，在第二、第三种情况下，它无法在法律效果未明了时完全遵守比例原则。第二情况下，行政机关往往是出于效率或避免不良后果出现的考虑，不一定有恶意。[9]85合理性原则超越了比例原则的结果导向性判断方法，以抽象而成的理性人作为普遍标准，避免了对个体能力的具体判断及由此导致的对无人有义务做不可能之事正义原则的违背。

改变这种状况主要有两种主张，一是如沈岿教授提出的确立裁量明显不当的司法审查标准[19]，在我看来，对概念略加改造并且还要修改诉讼法的方案，究竟能多大程度上解决问题，依然有待观察。二、关于比例原则的两个典型案例及初步结论[②]自我国台湾地区司法院大法官会议将台湾地区宪法第23条解释为比例原则后，台湾出现了较多案例。这一条款无论在表述上，还是在体系位置上，都说明了社会主义原则作为我国宪法根本原则的地位。

第903条所包含的这些限制，相对于绝对的所有权而言，只是一些例外现象，很容易被忽略。[63]一种以保障为目的的正面行为，不应该被理解为负面的限制。在这种限制下，财产权的私使用性，以及作为个人经济上的自由的意义已经完全丧失。[22]在这种条件下，每个人或家庭都能做到自己自足，人们不指望国家或者半国家的组织能够提供什么帮助。

同一时期的基尔克、门格等人也对德国民法典草案体现的强烈的个人主义特征提出批评，认为所有权绝对的理念是违反文化的一种荒谬，会损害关于传统及信念和道德上对家乡热爱的稳定，是许多悲剧之一，德国民法典第903条甚至被称作屠杀无产阶级的口号。在1979年，联邦宪法法院在判决中最终指出，这些限制是违背比例原则的，侵害了财产权的本质内容，因此应予取消。

[37]宪法法院论证了财产权保障个人自由和财产权的社会义务之间的关系：如果财产的使用更多体现的是个人自由地形成自我负责的生活的层面，则宪法对其的保护就更强。[10]也就是说，如果让所有权走向完全的自由张扬，反而会因其与社会的对立而导致财产自由的毁灭。正如黑塞所言：个人生存保障与生活形成的基础，很大程度上已经不再建立在传统民法意义上的私人财产所有权上了，而是建立在每个人的工作以及参与分享由国家提供的生存保障与社会救济的基础上。而德国在制定民法典时，尽管已有学者开始反对所有权的自由任意性，认为应在财产法中纳入社会伦理的考虑，但德国民法典第903条仍然规定所有权人可以依其喜好（nachBelieben）支配所有物，在之前的草案中，还曾使用所有权人可以依其任意（nachWillkür）支配所有物的表述。

私有财产权保护在2004年修宪时进入宪法，是与我国经济体制的市场化改革相适应的。（参见鲍尔/施蒂尔纳：《德国物权法（上）》，张双根译，北京：法律出版社，2004年，第254页。[16]不同于近代民法仅以私人领域为关注对象，宪法天然具有关注社会共同体的公共生活、关注个人自由的社会关联性的视角差异。那么，在今天，这些限制已成了共同决定着所有权内容的因素。

[18]卡尔?拉伦茨：《德国民法通论（上册）》，第53页。[61]在2004年宪法修改前后，对于合法的这一限定词的确有质疑与批评。

基于以上的论证，《住房解约保护法》排除出租人出于提高租金的目的而解除合同的可能性，就基于财产权的社会义务以及社会国家的原则而得到了正当化。居住在现代的高层公寓中的房屋所有权人，也不可能拥有与住在独立农舍中的人同样的拆建房屋的权利。

在一项设定财产权的社会义务的法律被认定因违背比例原则而违宪后，该限制自然应被废止。在依然保障财产权的私人性、自由性的前提下，财产权的社会关联性，就成为现代宪法下建构财产权法律制度的新的重要层面。但这种做法显然会使得宪法财产权的保护范围自我萎缩，使得宪法财产权可以任由立法者设定界限而丧失对公权力的约束力，并最终根本性地削弱2004年私有财产权入宪的历史进步意义。财产权负有社会义务的观念对财产法制度产生了深刻影响，在保护财产私使用性的前提下，协调其与社会正义之间的冲突，是现代宪法必须面对的课题。[48]立法者必须通过立法来建构能够实现社会平衡的、符合社会正义的财产法制度。例如，房屋所有人如果试图通过出租房屋而获得暴利，导致社会中的弱者无法承受高额租金，就会被认为是违背社会平衡的。

[56]这种主张被德国联邦行政法院所采纳，认为一个立法究竟应被看做财产权的社会义务还是征收，关键在于该立法的严重程度（Schwere）、效果（Tragweite），重要性（Wesentlichkeit）以及强度（Intensit?t），[57]如果是一种可以预见到的、可以忍受的轻微侵害，在严重性、持续性等方面并没有对财产的本质产生伤害，则只是财产权所应当承担的社会义务。但魏玛宪法对财产权的保护，却开始展现出不同于近代民法的内涵。

我国宪法第1条第2款规定：社会主义制度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根本制度。财产权的行使应当同时服务于公共福利和日本宪法第29条财产权的内容应符合于公共福利的表述。

然而，这种观点的危险在于过早地限缩了财产权的范围，并且使得立法者有可能恣意地限制基本权利。1919年魏玛宪法关于财产权的社会义务的规定，很大程度上是受以1917年俄罗斯的社会主义革命为代表的欧洲社会主义运动的影响。

（参见陈新民：《宪法财产权保障之体系与公益征收之概念》，《宪法基本权利之基本理论》（上册），台北：元照出版公司1999年版，第326页。许多公法上对私人财产权的限制性规定借由此种解释进入民法，对民法所有权的基本面貌产生了深刻影响。同时，前述的房屋租金管制、环保法对私人财产的限制等是各部门法的实践中自然生成的宪法问题，是部门法学对宪法学的提问，如果在宪法学说上不能予以回应，无疑会使得宪法学更加偏离法学所应该具有的实践品格。诚如拉伦茨所言：如果说，在以前，公法中规定的对所有权的限制只能算作是某种‘例外现象，它们在根本上无法改变所有权人所享有的广泛的使用权和处分权。

在这种意义上，分析和界定财产权的社会义务正是缓和此种张力，弥合观念分裂的法学途径。[6]洛克：《政府论》（下篇），叶启芳、瞿菊农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95年，第19、22页。

从而，法律对出租人进行限制，就被认为是基于社会国原则而保护经济上的弱者免受出租人的经济霸权的侵害。财产权的基本功能是保障个人在财产法领域的自由空间，并由此使其型塑自我负担的生活成为可能，[20]也就是保证个人在经济上自我决定并自我负责，使其可以通过其自主意志而形成其经济生活的基础。

然而，实践中，却存在一些虽然没有转移所有权，但却对财产利益造成重大损害的情形，如果不予补偿就难称公道。二、从所有权绝对到财产权的社会义务主张私人财产负有社会义务，乃是认为：出于维护社会正义的目的，财产权应当作自我限缩。

张千帆：《公正补偿与征收权的宪法限制》，《法学研究》2005年第2期。[38]据此，宪法法院将宪法所保障的财产区分为：主要体现个人自由的财产和有着较强社会关联和社会功能的财产。关键词:财产权/社会义务/所有权绝对/征收/合宪性审查我国宪法学界对于财产权的研究，较多关注的是财产的征收及相应的补偿问题，[1]对于法律制度中普遍存在的不予补偿的单纯财产权限制较少涉及。将财产权作为个人的自由权来保障，保障个人排他地、自由甚至是恣意地支配和处分财产，是财产权最基本的规范目标。

对财产的征收必须予以补偿，而财产权承担社会义务则是不予补偿的。[25]KonradHesse,GrundzügedesVerfassungsrechtsderBundesrepublikDeutschland,Heidelberg:C.F.MüllerVerlag,20.Aufl.,1999,Rn.433.[26]卡尔?拉伦茨：《德国民法通论（上册）》，第70页。

尽管私有财产权保障被资产阶级革命后制定的宪法所确认，但在19世纪中后期的欧洲，真正为自由提供保障并主导着财产权保障的，是私法而非宪法。类似的单纯限制财产权而不予补偿的情况，同样存在于其他国家的法律制度中，各国宪法财产权的学说与实践也建构出了相应的解释和控制方案。

这就要求必须建立标准以区分二者。草案最初的表述是国家为了公共利益的需要，可以依照法律规定对公民的私有财产实行征收或者征用，并给予补偿。